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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6 00:44:04【3409754】
了,为何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还那么严重? 黄少良:食品安全法公布实施近一年,监管机构相互推诿现象更为严重。我们在某市调查 “黑饭盒”事件,市工商部门说只查处无照经营,应归质监部门管;质监部门说按相关法规,质监只对企业单位执法,建议向卫生部门举报;卫生部门表示,他们只负责监管饭店卫生状况,建议向食品药品监督局反映;食品药品监督局回答说,黑窝点区级卫生部门就能处理,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监管部门始终在扮演“马后炮”角色。所有食品问题都是媒体先曝光,相关部门才开始查处。“养鱼执法”是食品危机的病根。一位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透露:“发现造假也不能罚死,否则以后我还找谁收钱去?” 监管部门搞创收,成了问题食品企业的庇护伞。据山东某县质监局一位食品审查员透露:各种收费和罚款当中,省、市局都扣一部分,剩下80%归自己支配,他们的办公经费和人员工资,都要靠上级返还的收费和罚款来解决。“人家给了钱,你能不‘放一马’?” 羊城晚报:这里面是否也有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在作祟? 黄少良:我们在调查中确实发现有地方保护主义干预执法的问题。监管部门失职、渎职受不到应有惩处。一位地方质监部门负责人介绍说,一些地方税收大户发生问题受处罚,地方领导就出面找我们谈话:(处罚会)影响地方财政、影响出口、损害政府形象等等。同时,据媒体曝光的案例初步统计,95%以上的地方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受处罚的是企业,而负责一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失职、渎职却少被追究。一些法学专家指出,这种状况的结果,只能导致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形成利益合谋,进而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最终受伤害的只能是市场经济秩序和消费者利益。 “五龙治水”变为“九龙治水” 羊城晚报:当初您的一份提案催生了“食安委”,可现在看来,这个机构好像有点不太给力,您怎么看? 黄少良: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只是协调机构,无责、无权,形同虚设。食品安全法公布后,各地也相继成立了“食安委”。食品安全法实施前是五个部门管理食品安全,称“五龙治水”,实施后是九个部门管,变成了“九龙治水”。而且,由于“食安委”只是议事协调机构,无责无权,其结果是推诿、扯皮现象更为严重,消费者找不到管事的“衙门”。甚至有群众生气地说:这样的委员会是地道的“诿圆会”。 但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成立“食安委”的初衷是好的,关键是它的前路很不顺,不顺的原因在于无论是省还是市,“食安委”这个机构到底放在哪个部门?又该属于哪个部门领导?是直属还是挂靠?这些都是问题所在。 有牌没有班子,有了班子没有职权,在实际操作中又同样存在职责不清的问题。这与主管领导和地方领导的意识以及组织架构、人员到位问题和执法权力等都不配套,所以到下面以后,“食安委”是“软”的,没有达到中央想要取得的效果,也没有达到我们当初提案所希望的那么有效、有力。 提高食品违法犯罪的“成本” 羊城晚报:您认为要从根本上扭转中国食品安全乱局的破解之道在哪里? 黄少良:急需重新修订、完善食品安全法。2009年公布实施的食品安全法,经过两年多实践检验已出现明显滞后和不完善的地方,如分段管理的责任有待明确;对消费者购买问题产品应按1:10的比例赔偿;食品安全标准化问题,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的权力、职能等都必须重新界定。 羊城晚报:也有很多专家认为,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成本不高? 黄少良:我认为有必要修改刑法。“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只有法律站稳了脚,道德才不至于在利益面前无限后退。法学专家们普遍建议“治乱世当用重典”,首先,在刑事立法上,应适当加大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罚力度,规定更多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可以判处死刑,增加违法责任人的刑期。 其次,企业生产危害健康的产品,作为单位犯罪行为应当作出重罚,只对企业违法所得金额采取处罚显然太轻。 第三,为有效防止企业被查处后卷土重来,对企业相关负责人,一旦有这种行为就要处以较高刑罚,“提高起点刑和最高刑”,否则将失去法律的威慑力。 第四,对食品监管部门和人员失职、渎职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同样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处。 羊城晚报:对于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您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黄少良:建立全国统一垂直管理的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这应是一个常设的、有执法权力、有权威的、国家经费支持的职能机构,彻底改变目前各地“食安委”如同虚设的状况。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经验,把食品安全监管的职权由目前的九个部门集中到“食安委”。同时像金融、税务系统一样建立全国统一垂直管理机构,执行一个标准、一个号令,有效杜绝地方保护主义,扼制各地监管部门搞创收。同时,聘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群众、媒体组成的庞大的食品安全义务监督队伍,编织起食品安全的“天罗地网”,让中华大地食品安全不再是神话。 薛江华、张演钦、曾颂、夏杨、李永霞 两会观察 随着两会期间异地高考改革方案的号角声吹响,异地买房、养老金异地支付、医保异地结算……中国特有的“异地现象”的坚冰正在融化。 “这是一个涉及人数众多的重大民生问题。”当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大代表徐源远如此评价。 “按照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13.4亿人口中,流动人口超过2亿,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将近20%的人是流动人口。从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生产技能等方面看,这些流动人口恰恰是当前社会生产活动中较为活跃、较有创造性和开拓性,能够产生较大社会生产效益的中坚力量。”徐源远说。 徐源远在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统一高考分数线”的建议,2010年提出“医保异地转移”的建议。对于中国特有的“异地现象”,她关注已久。“改革开放后,全国流动人口越来越多,由于户籍制度没有改革,产生很多‘异地’问题”,她认为,不论是异地高考,还是养老金异地支付、医保异地结算,隐含其后的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同样是城市的建设者却无法公平分享城市的公共资源”。 公平分享公共资源关系着每个人的现实利益,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梁桂全认为,“异地高考”的破冰意味着自由迁徙的时代正在走近。 “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要素自由流动。劳动力作为要素之一同样如此,人们可以自由择业、选择居住地和受教育的地方。”梁桂全分析。为什么产生“异地现象”?他认为是制度阻挠使然。“制度不支持人的自由迁徙,但自由迁徙是大势所趋”。 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在美国华尔街工作多年,他认为,这些年户籍管理已经放松,人们可以自由到大城市打工、到异地买房、上学,这是一种进步。但在这种空间的自由背后,仍有制度制约。比如养老金、医保、子女读书,在牵绊着人们。 温元凯认为,历史形成的户籍制度,有基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时至今日,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也终将成为历史。 羊城晚报特派北京记者 李青 尹安学 夏杨 黄丽娜 李青、尹安学、夏杨、黄丽娜 羊城晚报讯 特派记者薛江华、张演钦、曾颂,实习生李永霞报道:铁道部将要改革的消息一度传得沸沸扬扬。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铁道部原副部长孙永福就相关问题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采访。 羊城晚报:有报道称铁道部将要改革? 孙永福:关于铁道部将并入交通运输部,国家还在研究当中,现在是方案研究阶段,即便有动作也要等到下一届政府了。 羊城晚报:现在很多人都埋怨高铁票价太贵? 孙永福:高铁票价是经过国家发改委批准的。 羊城晚报:您认为现在高铁的建设会不会步伐快了点?有人说有点像“大跃进”了。 孙永福:我认为这种看法不对。面向全国来看,铁路建设的发展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发展,但我国的铁路一定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发展。我们现在应该反思哪些地方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同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善。 羊城晚报:现在春运期间的火车没有过去那么挤了,是否因为限制了列车超员?这样会否导致买不到票的人更多了? 孙永福:春运限制超员这个问题,以前也有,可能现在更严格了,铁道部主要是从安全方面去考虑的。这是给一些人的出行带来不便,但是,当安全和效益,或者其他方面存在矛盾时,肯定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然后才考虑如何在提高效率方面为乘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羊城晚报:今年启用网络购票,但许多不懂上网的旅客未必能享受到这种便利,您怎么看? 孙永福:铁道部启用网络购票等方式,初衷肯定是希望为大家提供方便。但在实施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问题,就应该想办法改进,把这件事情办得更好,而不是说不干了。至于春运当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不会使用网络购票的农民工等群体,我们就考虑到为他们提供电话订票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就是主动到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去,到现场去售票。总而言之,就是要把几个矛盾放在一起来协调好。 薛江华、张演钦、曾颂、李永霞 郑新立 羊城晚报讯 特派记者薛江华、曾颂、张演钦报道: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在北京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铁路改革“十二五”期间肯定要进行,他认为铁路要走政企分开的道路,铁道部负责统一规划监管。 郑新立表示,铁路改革有很多方案,这只是其中方案之一。“如果‘十二五’期间再不改革,将影响到铁路建设”。具体来说,改革之后,将成立很多公司负责铁路的建设、运营,各个公司自负盈亏,甚至可成立股份制公司上市,老百姓可以购买其股票,大的公司下面还会成立很多配套的小公司,民间资本可以打破垄断进入铁路领域。 薛江华、曾颂、张演钦 倪萍民生大议 (微博)匆匆而过,不接受采访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林桂炎 摄 羊城晚报北京讯 特派记者张演钦、薛江华、曾颂报道:3月4日21:19开始,倪萍接连发出三条微博,回应被热传的“哑巴门”。微博说 从昨天政协会开幕到今天小组讨论,我是一直躲避记者,不管问什么我都说“谢谢”,今天下午联组会门口十几个记者又堵上我了,彼此还没说话全都笑了,心领神会。上午小组会上组长还问我“哑巴”的事,我的发言刚好是“文化产业的建设不能取代文化的建设”,就顺便把那天的事真实地给大家讲了。3月2日下午五点上国际饭店(北京国际饭店)报到,一进门就被几位年轻记者围住,“倪老师,你今年提案能透露一下吗?”我说:“这么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然后就开始办手续,此时闪光灯没停。很快我就办完了,临出门有三个小男孩拿着相机冲到我前面退着拍,我还说:“孩子,别摔着!”其中一个男孩问:“倪萍阿姨你为什么不接受采访?”这时我已跨出了大门,我笑着对他说:“孩子,你就当我是哑巴吧。”之后我就上车走了。我自己也是媒体人,对同行的工作深表理解,但我真不知道这事如今炒作成这般是因为什么,人身攻击又为什么? 张演钦、薛江华、曾颂 微预告: 30位女士“清一色”身穿高级定制的旗袍集体亮相北京人民大会堂门口,吼吼,肯定亮瞎一片! 4日上午,一则消息在各大微博、两会主题网站炸开了锅22位浙江女代表和8位女委员将于5日集体身穿高雅旗袍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门口亮相。 据悉,连日来,著名服装设计师吴海燕为了这30位女代表、女委员的“梳妆打扮”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旗袍从设计到买材料再到赶工,包括配裤子、搭外套、戴围巾,吴海燕都要“一脚踢”。为了这场“华装风姿”的旗袍秀,最新的消息是毛戈平也要亲自出马为女士们化妆!记者打听到,这是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浙江代表和委员们集体策划的一件盛事。同时,这也是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国际著名纺织史专家赵丰,中国美院教授、国际著名服装设计师吴海燕,即将在今年两会上牵头要提的建议和提案:倡议中国女性在正式场合,穿着彰显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国女装。 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底会是旗袍秀更出彩,还是提案更受关注,3月5日这场旗袍红毯秀,注定让人民大会堂也“亮起来”,并且谋杀“菲林”一片。敬请关注。 微议题: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不传宗接代,谈社会发展没有意义。丁克家庭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不健康。” 她认为,现在社会上有很多问题,比如丁克家庭、同性恋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时候他的心理营养不充分。而选择丁克的家庭可能是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受到过一些伤害,可能是两性上的伤害或是来自于其他方面的伤害,可能他缺少对人的信任,可能是缺少对于家庭幸福生活的相信,总体来讲我会觉得丁克是有遗憾的。 这番言论发出之后,丁克族纷纷表示不平。也有网友充当和事佬,认为丁克族也不全是心理的原因,有些人是因为生活压力大选择丁克,而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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